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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宝鸡旭光墓地石椁墓M19的葬俗和随葬品形制独特，是典型的戎狄文化墓葬在关中的首次亮相。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蒙古宁城南山根石椁墓及出土文物具有相似性，可能早到春秋早期。结合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出土的与戎狄文化相关的金器、铜器，以及其他零星出土文物，可以对关中地区春秋早期或略晚的戎狄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分布状况、文化属性等有初步认识，进而了解此期戎狄人群、文化与中原周秦文化的交流、融合，及其在关中东周早期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及影响。

史载西周王朝灭亡与戎狄入侵直接相关，以致“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1]。戎狄“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丰镐而东徙洛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2]关中周王畿地区似已沦为戎狄的出没地。但21世纪以前关中地区考古工作发现的戎狄遗存非常有限，尤其是春秋早期的则更为罕见，与史书记载给人的印象大相径庭。

近20年来，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芮国遗址先后被发掘，其墓葬中不乏与戎狄文化相关的金器、铜器等遗物。2019至2020年，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在宝鸡市渭滨区马营镇旭光村东南发掘墓葬69座，其中M19为东周石椁墓，葬俗和随葬品独特，是典型戎狄文化墓葬在关中的首次亮相，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基于这些重要发现，结合过去零星出土的文物，笔者拟对关中地区春秋早期戎狄遗存进行初步梳理，以了解彼时戎狄文化的基本状况，及其在关中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及影响。如有错谬，恳请识者斧正。

一、春秋早期关中戎狄遗存的发现概况

关中地区涉及北方戎狄文化遗存的资料披露，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馆藏青铜器的独特形制受到研究人员注意，刊发介绍时被认为与北方戎狄遗存有关，器类是当地周秦文化墓葬中罕见的青铜鍑、动物纹牌饰以及金丝等，主要涉及宝鸡、凤翔、岐山和西安等地。考古发掘品有韩城梁带村M26出土的铜鍑以及宝鸡旭光M19的随葬品。动物纹牌饰及其他年代较晚的文物，不在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则不予关注。

（一）早年征集的相关遗物

早年发现的一些文物多为征集品。相关报道或称之为古墓所出，但多因农民取土而被发现，具体埋葬情况不清，出土背景不明。

1.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

1979年，宝鸡县甘峪公社甘峪村发现古墓葬，在墓主人头骨旁挖出青铜鍑、戈、马衔、陶罐、金丝等16件文物，据器物特点推断年代为春秋早期[3]。青铜鍑1件和金丝2根属北方戎狄文化遗物。

2.岐山县

1974年12月，禾营乡王家村挖出青铜鍑1件，内置青铜短剑、铲各1件及5枚海贝[4]。此鍑是关中地区出土最早的具有戎狄文化特色的遗物，被认为时代应在西周晚期，是中国北方地区和欧亚大陆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鍑[5]。

3.凤翔县（今宝鸡市凤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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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框架下的区域合作向更好水平迈进，还要进一步理顺三个方面的关系。

1973年7月，凤翔县南指挥公社侯家庄村发现残墓一座，出土青铜鍑、盘及匜等器[6]。另在南指挥公社征集铜鍑1件，与前述鍑不同的是口沿下饰双头兽纹，并有纤细的底纹，其下有凸弦纹一周。

4.西安市

西安市文管会早年征集收藏铜鍑多件[7]。确知出土于西安北郊范家寨的一件鍑器形较大，直口，深腹圜底，喇叭形高圈足，口外侧贴附圆环形双耳。另有两件征集自大白杨物资回收库的铜鍑，其一为重环纹铜鍑，形似范家寨鍑但腹略浅，腹上部有一周重环纹，高圈足上有一小圆孔；另一直口略外张，口沿上立索纽纹立耳，一耳残缺，上腹饰变形窃曲纹，其下以一周索纽状凸棱纹为界，下腹及圈足光素。

（二）考古发现的相关遗物

关中地区经科学考古发现的北方文化遗存目前仅两处，但文物出土的具体背景比较清楚，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准确的信息。

1.韩城梁带村

梁带村芮国墓地M27、M26为带墓道的大型墓，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珍贵文物，据青铜器铭文确认两墓分别为芮君芮桓公及其夫人之墓。M26外棺西北角外一组小型铜器中有精致小巧的铜鍑1件。M27墓主左肩上部和右手外出土金丝绕环各2件[8]。

2.宝鸡旭光

宝鸡旭光M19为一形制独特的石椁墓[9]。出土青铜马器、金冠饰、金丝绕（耳）环等随葬品，皆别具一格。

上述青铜鍑、金丝绕环等文物及石椁墓墓葬形制特色鲜明，可见于西北和北方地区戎狄及欧亚草原文化中，与关中及中原周秦文化常见的器物差别较大，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二、旭光M19的性质和年代

宝鸡旭光M19的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品类、特征，与该墓地西周、战国时期的墓葬大异其趣。M19在竖穴墓圹底部中间以河卵石铺底并砌筑石椁，外填活土形成二层台，内置长方形木棺（图一）。墓主人骨骼残朽为粉末状，但尚可辨认出为头向东的直肢葬。

图一 宝鸡旭光M19 墓室平、剖面图

随葬品主要是马器和饰品。青铜镳、铃、泡及骨镳等马器置于石椁东端上部石块之间及相邻的二层台上，金冠饰、金丝绕（耳）环、金箔片、绿松石、玛瑙珠串饰等散落于棺内墓主头部两侧、下颌附近及胸腹部，另有铜策柄（管具）1件和兽骨放置于墓主腰部两侧。随葬品中未见日常生活用陶器和青铜器。

无论是石椁室的形制，还是随葬品的器类和形制特征等，都显示了旭光M19的独特性。发掘简报认为其“表现出了强烈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并据金丝绕环及青铜马衔与河北行唐故郡、北京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所出者的相似性，认为M19应属于“北方地区狄人墓葬，墓主身份应为中小贵族”，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10]。

类似M19的石椁墓葬俗，在世界各地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国内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为距今6000年，属北辛文化中期的大伊山类型，后在苏鲁沿海地区的大汶口、东北的小珠山上层和红山等文化中都有发现[11]，甚至见于河南西峡老坟岗仰韶文化中期墓葬[12]。各地时代不同的石椁墓往往会有差异，而与旭光M19时代相当、形制相似的墓葬，在燕山北麓到西辽河一带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多有发现。

辽宁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等墓地，多见以河卵石砌筑的石椁墓[13]。小型墓随葬品以青铜工具、武器、马具和装饰品等为主，也有少量骨角器、石器等（图二）。略大的墓葬往往有周文化青铜礼器及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容器等随葬。旭光M19除多出二层台外，与南山根等地小型墓葬的特征基本一致。

图二 宁城南山根石椁墓M102 平面图

旭光M19的随葬品主要是青铜饰件及马具。素面铜泡的数量最多，其中背有半环钮的B型铜泡达37件（图三，4），弧面背带窄横梁的A型铜泡仅4件（图三，3）。前者常见于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等夏家店上层文化墓地，后者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常见。其次有铜铃12件，均为圆球形，有柳叶状镂空6至8个，内置圆球形铃舌，铃下连接伞状斜顶圆座，铃座下部中间有条带状圆角方形钮2个（图三，2；图四，1）或1个（图三，1；图四，2），应是系于马络（辔）头绳索的交叉部位。

图三 旭光M19 出土铜器

图四 旭光M19 出土铜铃

1.A 型铜铃（M19:20、21） 2.B 型铜铃（M19:17、18）

伞状座上的这种镂空铜铃未见于其它地区，但在宁城南山根M101铜环[14]、小黑石沟墓地铜锥、马镳等顶端和削刀的柄首上（图五，1~3）均有类似发现[15]，可见此类铃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一种较普遍形式，会在不同工具、马器上配置。值得注意的是辽宁建平大拉罕沟M751出土的銮铃[16]是将伞状座充当铃盖，把镂空铃体置于座下方形钮的位置（图五，4），其与旭光M19铃似有更多联系。

图五 夏家店上层文化、山戎文化铜器

旭光M19的镶嵌绿松石镂空金冠饰，呈三阶的圆泡状，顶中间及外侧两阶分别镶大、小圆形、椭圆形绿松石，镂空镶嵌孔错位排列（图六，1、2）。类似的镂空三阶铜泡在宁城南山根M101出土9件[17]，但其顶中间没有镂空，外有错位的两圈6个圆形镂空，边沿有连珠纹一周（图七），似有受旭光冠饰影响的可能。旭光M19出土金丝盘绕三周的耳（绕）环一对（图六，3），与南山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所出者亦近似[18]。旭光M19的蠕虫形（图六，4）和长方形金箔片，从出土位置观察知为两件金丝耳环的附件，未见于其他地点。

图六 旭光M19 出土金器

图七 宁城南山根出土铜泡饰（M101:67）

上述比较可知，无论墓葬形制还是出土遗物，旭光M19与南山根等地夏家店下层文化面貌相似度较高，而与关中地区周秦墓葬差距明显，故应属一座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关的墓葬，而非简报所论与京冀地区玉皇庙文化高度一致[19]。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分布于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上游及邻近区域的一支重要青铜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有一定关系，年代范围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其鼎盛期为西周晚期晚段至春秋早期[20]。能与旭光M19对比的文物多是该文化鼎盛时期的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墓葬出土，显示了两者时代接近，因此M19的年代可能为春秋早期。

需要说明的是，旭光M19出土的两副青铜马衔，与中原商周文化习见的两端环一端扣套的马衔不同，其是在外端圆环外附一梯形环（图三，5）。类似马衔见于河北怀来甘子堡M5（图五，5），宁夏彭阳刘塬乡米塬村、固原杨郎乡马庄ⅠM11等墓[21]，分别属山戎文化和杨朗类型，年代约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但这些马衔外端附环均近似三角形或略小，故不能据此将旭光M19的年代下延至玉皇庙文化。事实上，夏家店上层文化也有此类马衔，朝阳黑牛营子乡文杖子村出的2件，外端附环为长方形[22]，与旭光M19马衔亦相近。而外附方环的马衔“有可能起源于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23]，不排除旭光墓马衔较早受其影响。

三、其它戎狄遗存的认识

关中地区出土的其它北方戎狄遗物主要是青铜鍑、金丝绕环等，在宝鸡地区、西安附近和韩城等地都有一些发现。这两类器物的关注度一直较高，尤其是广泛分布于中原和北方地区以至欧亚草原的铜鍑，研究者对其起源发展、文化属性及制作工艺等多有涉及[24]。另有极少造型特殊的青铜短剑，亦曾引起过注意。

（一）铜鍑的特征与年代

青铜鍑是北方草原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关中戎狄文化遗存中发现最多的青铜器。岐山王家村鍑、西安范家寨鍑和大白杨库拣选的重环纹铜鍑等，多被研究者认为时代较早[25]。因此可据这些铜鍑的形制风格变化进行类型学分析作为判断年代的基础。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据器耳上乳突的有无，可将关中发现的铜鍑分为A、B两型。

A型6件。直口或微外张，方唇，附贴环耳或立耳上有小乳突，深腹弧收成圜底，下有喇叭状圈足。多为素面，部分上腹或有纹饰带。此型鍑最先出现在关中地区，延续时间较长。以形体与圈足大小变化分4式。

Ⅰ式2件。器形高大，直口，环状或马蹄状贴附耳，深腹圜底，喇叭状圈足较小，高低或有别。素面或有棱线（似范线）纹一周。范家寨鍑，深腹，小圈足细高。双环状贴附耳内外侧中间均有一周凹槽，以致周边形成凸起的棱沿。腹上部有一周棱线纹。口径26.5、足径11.5、通高37.2厘米（表一，1）。王家村鍑，直口微外张，附贴马蹄形双耳，腹略浅，圜底下小圈足较矮，素面。口径37.6、腹深28、通高39.5厘米（表一，2）。

表一 关中地区出土青铜鍑型式及分期

Ⅱ式1件。深腹，圜底，圈足增大，器形较小。大白杨库鍑，立耳，圈足稍大，上腹饰一周重环纹。口径17.4、圈足径9.3、通高22.3厘米（表一，3）。

Ⅲ式2件。直口或微内敛，立耳，腹较浅，圈足较前式明显更大，器体或更小，素面或上腹有纹饰一周。甘峪鍑，直口，腹较浅，圜底，素面。口径22、腹深14.5、通高24厘米（表一，4）。梁带村鍑，形近甘峪鍑，圈足外撇明显，腹部饰侧面神人与夔龙共身的“C”形窃曲纹。器小巧精美。口径6.5、腹深4、通高6.6厘米（表一，5）。

Ⅳ式1件。凤翔东社鍑，小巧似梁带村鍑，不同是口沿明显内敛，腹更浅，上腹饰双首共身夔龙纹带一周。口径7.2、腹深4.2、圈足径4.2、通高6.8厘米（表一，6）。

B型直口或微外敞，立耳均无乳突，素面或上腹有纹饰带，均很小。仅见2件，可分两式。

Ⅰ式1件。大白杨库鍑，斜直口微外敞，索纽状立耳，一耳残失，腹较深，圈足略高大。上腹饰变形窃曲纹及一周类绳索状凸棱纹。器较小，口径9.8、圈足径6、通高11.8厘米（表一，15）。

Ⅱ式1件。器更小。侯家庄鍑，直口方唇，方圆环立耳，直腹较浅，圜底下圈足更大。素面。口径6.6、腹深4.4、通高7厘米（表一，16）

根据上述铜鍑形制变化，结合墓葬及部分共存器物的时代特征，可划分为三期。

第一期：只有AⅠ式鍑，两件标本均为铜鍑初始阶段的形制，年代最早。研究者多认为王家村鍑不晚于北京延庆西拨子墓出土残鍑，属西周晚期器[26]。与王家村鍑同出的铜剑、铲的时代特征均不鲜明（表一，7、8），但该剑柄部形制与北方地区早期銎柄剑的柄部类似，后者可能处在商末周初或西周早期[27]，故此剑的年代可能与之接近，约为西周中晚期。

范家寨鍑的形制与新疆伊犁巩留、新源县出土年代约商代晚期的铜鍑[28]近似（图八），最接近中国北方及欧亚草原最早、最原始的铜鍑的形态。王家村鍑的腹部偏浅、耳呈马蹄状，应稍晚。AⅠ式鍑可列为关中铜鍑第一期，年代约西周晚期或更早。

图八 新疆巩留县出土铜鍑

第二期：包括AⅡ式、BⅠ式鍑。前者是在AⅠ式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器腹仍较深，圈足加大，上腹出现了典型中原风格的纹饰，应晚于第一期。

整个北方地区铜鍑上均不见AⅡ式鍑的重环纹，故其可能为西安周边所出。重环纹是西周晚期流行的青铜器纹饰，春秋初尚延续，春秋早期偏晚已较少见。因此，第二期的年代约处于春秋早期早段，上限为西周末期。

BⅠ式鍑口微外张，腹尚略深，上腹饰窃曲纹带等，有AⅡ式鍑的特征，故可将之也置于第二期的范围。但其腹相对较浅，圈足略大，具有稍晚的迹象，较重环纹鍑或略晚，属此期偏晚之器。

第三期：包括AⅢ、Ⅳ式、BⅡ式鍑。甘峪墓出土的陶罐（表一，9）口沿虽残，但其形制纹饰有春秋早期偏晚的秦式喇叭口罐的特点[29]。铜戈也是春秋早期流行的秦戈（表一，10），年代较一致可参考。梁带村M26出土青铜器（表一，11~14）、玉器众多，墓主仲姜被推测可能是春秋早期晚段的芮君夫人芮姜[30]。侯家庄鍑共出的铜盘（表一，17）与陇县边家庄79M1、凤翔孙家南头M191等春秋早期偏晚和中期早段秦墓所出铜盘形制、纹饰近似[31]。东社鍑口内敛明显、腹更浅，应为本期最晚的标本。

这些墓葬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因此，第三期的年代约为春秋早期晚段到中期早段。

（二）金丝绕环的特征与年代

金丝绕环在关中出土点比较少，仅见于西部的宝鸡和东部的韩城及澄城。所见标本几乎均为金丝盘绕三周或尖端略长。唯甘峪墓征集时为两根“U”形金丝，但丝条均有弯曲的迹象，当是发现者不明原委将绕环拉展所致。

铜丝绕环也称弹簧式耳环，最早见于西北地区天山北路文化和四坝文化，约相当于夏代。开始以绕两圈的铜环为多，后影响到内蒙古中南部以至东北地区[32]。近年陕西清涧瓦窑沟李家崖文化墓地M3出土金丝绕环1件[33]，这件缠绕不足三圈的商代晚期金绕环为我国所见年代最早的金绕环之一[34]。华县东阳墓地M67出土1件，直径仅1.1厘米，为西周早期的金丝绕环[35]。东阳遗址和墓地的商代晚期遗存明显有李家崖文化因素[36]。东阳M67的绕环出自西周早期墓，应是对李家崖文化传统的继承。

金丝绕环在关中的再次亮相已进入春秋早期。旭光M19墓主下颌两侧各出金绕环1件（图六，3），确应属耳环类饰物。甘峪墓两件似后世发钗（簪）形的金丝条，各长33厘米，应当是绕环被拉展（图九，1）。如以旭光M19绕环3.6厘米的直径计算，此长度基本可绕三周。梁带村M27出土金丝绕环4件（图九，2），体形较大，直径4.5、5.1厘米者各两件，分别位于墓主左肩上部和右手外侧，不一定是作耳环使用。

图九 关中地区春秋墓出土金丝绕环

另外，刘家洼芮国墓地M34是一座小墓，墓主头部东侧和口腔内各出直径1.9厘米的金丝绕环1件（图九，3），为耳环的可能性较大[37]。同出的削刀、骨耳匙年代特征不明确，推测其约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墓葬。

上述显示，陕西是最早使用金丝绕环的地区之一，并断续存在数百年。属本研究范围的金丝绕环，有梁带村M27及旭光M19所出者，为春秋早期早段，处于关中东西两端；甘峪墓、刘家洼M34所处地理位置类似，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或略晚。这两组金丝绕环年代分别约与铜鍑第二、三期相当。更早的金丝绕环在陕北清涧瓦窑沟商代晚期大墓中现身，西周早期的则见于华山脚下的东阳墓地。

（三）青铜短剑的特征与年代

1978年初，宝鸡县西高泉村（后属陈仓区阳平镇）残墓出土铜短剑1柄[38]，柄部纹饰异常独特，原报告认为是相连的人面纹。经察看实为四虎对伏构成的人面纹（图一〇），具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与中原的虎纹或虎形器有所差别。其具体来源虽难猝定，但视为北方戎狄文化遗物当无大错。

图一〇 关中地区春秋墓出土青铜短剑

（西高泉M1:6）剑柄虎纹

该墓还出青铜壶、豆、编钟、戈等21件，均为典型的中原文化器物。礼乐器年代为西周晚期，兵器为春秋早期，说明该墓为春秋早期的秦墓。短剑本身的时代因缺乏明确的参照物不便认定，但不会晚于墓葬自身，或可早到西周晚期。

另外，王家村短剑（表一，8）形制接近北方早期銎柄剑，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似乎与西高泉剑相同，都不会晚到春秋早期，应在第一期铜鍑的年代范围内。

四、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关中地区戎狄文化遗物所属遗迹的属性

关中地区发现戎狄遗存的相关单位，出土信息较清楚的几乎都是墓葬，并有形制特殊的墓葬旭光M19。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墓葬相对较多，部分明确为芮、秦等周系诸侯封国墓，有些尚不能肯定。

据相关发现的资料信息，可将这些戎狄文化遗物的出土背景暂分为三类。

其一，出自具有北方戎狄文化传统的墓葬，遗物和墓葬形制见于北方地区的相关文化遗址。现能认定的仅宝鸡旭光M19一处，墓主应是西周末年众多西北戎狄入侵关中、肆意劫掠后主体撤离却因故留下的少数人。前文据葬俗、文化遗存特点分析指出，其与燕北辽西地区西周早期兴起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但可惜尚未发现其居址的信息。

让人费解的是，在如此典型的北方文化系统的墓葬中，并没有戎狄文化代表性器物铜鍑的发现。可能反映出铜鍑并非夏家店上层文化所惯用，正与该文化铜鍑发现较少的状况吻合。

其二，遗迹单位中出土北方戎狄遗物不少于2件，同时也有周秦文化的典型器共存，宝鸡甘峪残墓可为代表。此墓的铜鍑和金丝绕环属北方戎狄文化典型遗物，青铜戈、削刀、马衔则具有周秦文化同类器的形制。还有1件口部残失的陶罐，其束颈明显、肩头有对称小环耳的形制与纹饰特点，颇似春秋早期或偏晚秦墓中的喇叭口罐。王家村铜鍑为农民取土挖出，是否出自墓葬并不明确。同出的青铜銎柄剑的柄部与北方地区早期同类剑相似。由于剑格的差异，被认为是区域间文化借鉴的产物[39]。

因有不少中原文化的器物共存，这类遗迹单位的文化属性不易判断。但所出戎狄文化典型器略多，属于戎狄人群的可能性较大，或是居留日久的戎人及其后裔较深入地融入中原文化，日常器具已地方化。出土金丝绕环的刘家洼M34等小墓，应该也属于这种性质。

第三，个别戎狄文化器物出土于周文化系统的国族墓葬，随葬器物及墓葬形制均为中原周文化特征。此类墓葬发现相对较多，包括姬姓芮国的梁带村M26、M27以及嬴姓秦国的相关墓葬。侯家庄残墓除了铜鍑外，还出铜盘和残铜匜各1件。自西周晚期以来至春秋早中期，青铜盘、匜（或盉）是周系大中型墓葬铜器组合的标配。该墓既有春秋早期偏晚的盘、匜共存，又发现于秦都雍城近郊，当为一座秦墓。西高泉墓随葬品除青铜短剑外，其他都是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周秦文化的礼乐器、兵器，也应为一座春秋早期的秦墓。性质明确的刘家洼M2是芮公大墓，出土北方草原文化因素鲜明的金首杖1枚[40]（图一一），纹饰为春秋早中期之际的细密勾连蟠虺纹，年代或已进入春秋中期。

图一一 刘家洼M2 出土金首仗

此类现象的出现，偏早者应是诸侯贵族偶然所得的珍稀之物后随葬入墓，较晚者多属相关国族所作的改制器，与其原初的用途已完全不同。

其他少量征集品出土信息完全缺失，但其来源大概率亦不出以上三类。

（二）关中地区出土戎狄遗存的社会背景

前文业已指出，关中地区出土北方戎狄遗存虽不算丰富，但延续时间比较长，从西周晚期延续至春秋早期或略晚，且分布范围颇广，在关中多地都有发现。

相关文章在介绍上述遗物时，认为其与西周亡于犬戎、秦人伐戎有关。但早到西周晚期的戎狄遗存又该作何解释？如范家寨、王家村铜鍑，王家村、西高泉短剑等，应不是戎狄入侵后所铸之器，而是更早时被他们携带到关中的生活用器。也不排除存在文化碰撞、交流等其他原因流入，如战争俘获等可能性。

早年，周原下务子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师同鼎1件，铭文记载了器主师同参与西周晚期一次与戎狄的战争，俘获的战利品包括“戎金鼎二十、輔五十、剑二十”等[41]。其中的“戎輔”，李学勤等认为可能就是这一类铜鍑[42]。师同鼎为西周晚期典型器，所言“輔”之形制约和范家寨、王家村鍑相同或相近，其剑或与王家村銎柄剑有类似。虽然铭文有明确记录，这批铜器已被熔铸为师同鼎。但不能认为所有缴获的铜器全都会被重新熔铸，肯定会有原器被暂存并因故埋于地下留存至今。

王家村鍑出土时有短剑、铲和海贝等置于其内，与墓葬随葬品的摆放不类，疑有窖藏之可能。西高泉的短剑虽出自春秋早期秦墓，但可能为秦伐戎至岐所缴获的战利品，因形制奇特而被墓主或其家族珍视得以暂存，最终随葬于墓葬。

代表第二期遗存的AⅡ、BⅠ式鍑，明显有继承AⅠ式鍑的迹象，但有一些显见的变化，如口沿上的立耳取代了前一期的贴附耳，索状耳出现但其上小乳突消失，上腹的棱线纹上加饰了重环纹或变形窃曲纹带，并开始了小型化趋势，从中可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此时正处于犬戎入侵、西周灭亡之后，但关中大地应不乏戎狄的行踪。如《汉书·匈奴传》所云：“申侯怒而与畎戎共攻杀幽王于丽山之下，遂取周之地，卤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43]

此期的铜鍑上出现的中原特点纹饰，或为周文化背景的工匠甚至作坊的产品。其当是应居留的戎狄客户的需求，仿照第一期典型铜鍑所铸作的改良型器。同时也被关中周余民逐步接受。有更“中原化”的铜鍑似可为证，如首阳斋、上海博物馆等就藏有类似BⅠ式的铜鍑，索状立耳，窃曲纹带下有一周类索状凸棱。不同之处是其下腹饰垂鳞纹或环带纹（图一二），并可观察到纵向分范的迹象，与第一期铜鍑的横向范痕不同，中原文化因素更为充分。这些鍑的年代被认为属春秋早期偏早[44]，与本文所述第二期铜鍑年代一致。

图一二 首阳斋收藏“秦式鍑”

这里还应提及旭光M19的金冠饰，其三阶状圆泡形和镂空镶嵌绿松石工艺，在北方戎狄和欧亚草原文化遗存中罕有所见，但西周铜泡作三阶圆形、顶中间有穿孔的则颇为常见，并不乏器周带镂孔者。西安少陵原西周墓M280的2件铜泡[45]，顶中间都有一圆孔，第二阶面有向心均匀分布的一周9个三角形镂空，底有一道横梁（图一三）。虽没有发现镶嵌物存留，但两者的相似度不可谓不高。对于熟悉黄金材料的北方戎狄或夏家店上层人，进入关中受到此类铜泡的启发，制作出更为绚丽的黄金冠饰应不意外，或是他们委托中原工匠定制的这种金冠饰。

图一三 少陵原西周墓出土铜泡（M280:7）

第三期铜鍑在第二期器物形制上的发展演化，与第一期的差距显著加大，地方化的倾象更加明显。普遍为精致小巧的器形，高度多在10厘米左右，作为北方戎狄炊具的功能全然不在。梁带村M26鍑及同出的带盖鍑形小匜、小罐，都是女性的手边弄器或脂粉盒。故梁带村M26、侯家庄和东社铜鍑的使用和铸作者更可能是周余民和秦人贵族。而与戎狄人关系较大的，大概有甘峪墓及刘家洼M34。此中之原由，当与秦国发展扩张有关系。

《史记·秦本纪》曰：“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46]疑似窖藏的王家村铜鍑、西高泉墓短剑等第一期遗存，可能与文公伐戎有涉。第二期后的变化就不能不考虑武公东进的影响，戎人被攻伐驱逐离开关中，或归附于秦、芮等国族，甘峪、刘家洼M34等墓便为代表。

五、结语

通过对早年零星发现和21世纪以来考古发掘资料的梳理，初步确认了关中地区春秋早期的戎狄文化遗存。经对典型器青铜鍑的类型学分析和共存器物的比较，将相关遗存分为西周晚期或略早、春秋早期早段、春秋早期晚段或略晚三期。这些遗存在关中的出现，主要与西周末年犬戎入侵、北方戎狄活动或居留有关。相关遗存有属于典型北方戎狄墓的旭光M19，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的特征显示出其与燕辽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关系较大。不出铜鍑表明其与其它带鍑的遗存有文化、族群方面的差异，反映了春秋初期关中戎狄人群的复杂性。

春秋初期，受秦国威逼攻伐，戎人主体多可能已远遁，而少量滞留者似乎依然有迹可循。铜鍑、短剑等第一期遗存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最为充分，虽不排除有西周时期文化交流而至的可能，但主要应是戎狄入侵时带入的北方草原文化典型器。第二期铜鍑器形、纹饰等变化，应与关中地方工匠及作坊为满足滞留的戎狄之需，仿前期铜鍑铸作的产品有关，而滞留者实际已分别融入秦、芮等国归化为属地之民。第三期铜鍑变得精美小巧，地方化特征更加突出，可能多为周系秦、芮等诸侯国族所铸，并为贵族所喜用，但形制、用途均已非同早先。而归附于中原诸国的戎狄之人，仍保留原文化的一些标志性器具。

春秋早期的关中，俨然成为复杂人群和多元文化汇聚、交集的广阔舞台。人们对器用的选择、相关器物形制的变化，真切地反映出文化交流、融合的社会图景，和借鉴、改造的技术创新。崇尚优质、美好的事物，追慕、模仿并设法获得的愿望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不大受限于族群、文化的区隔。

附记：本文所使用宝鸡甘峪、岐山王家村、西安范家寨铜鍑、铜戈和金丝等器的新照，承蒙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王竑先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辛怡华所长、陕西历史博物馆贺达炘先生、西安博物院崔钧平副研究馆员以及相关馆院的惠赐，为拙文增色，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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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天恩（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文博》 2024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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